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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重庆现象的国家样本意义---陈有西
2012/12/4  
反思重庆现象的国家样本意义
 

在中国改革论坛《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》上的发言

作者:陈有西      时间:2012-12-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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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中国改革》和胡耀邦史料网今天能召集这么一个会议,反思重庆现象同国家法治的关系,非常有意义,我下面就接着李庄刚才讲的,再说几个更加宏观的话题。扼要地阐述四五个小专题。

  一、 重庆教训需要深层思考

  我现在提出四个问题,供大家一起深思:

  1 、重庆教训是个别现象,还是中国普遍现象?有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?因为在李庄案以后,我又接了很多全国性打黑的案子,进行辩护。在贵州贵阳、在江西宜春、在湖北武汉、在江苏常州、在黑龙江伊春、在浙江金华,打黑的模式不断被复制,连公安的《起诉意见书》到检察院的《起诉书》,再到法院的《判决书》,公诉的模式、侦察机关取证的模式和法院判决书的逻辑论证,一模一样。打黑“黑打”,对民营企业的摧残,不只是在重庆,全中国都在发生。这点好多人没有认识到。

  2 、重庆现象是薄熙来个人因素导致的吗?是他个人野心膨胀,急功近利,就搞出这么些行动吗?重庆事件后,很多人认为重庆问题就是薄熙来一个人搞出来的。再用了一个疯子王立军。做出了那么多极端的事。但经过两年多的观察、思考,我觉得,产生重庆悲剧的社会基础,在中国是非常雄厚的存在着的,如果我们不对重庆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,如果对重庆问题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位和反思的话,发生重庆悲剧的土壤照样还存在,不在重庆发生,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。

  3 、重庆现象只发生在重庆吗?有没有影响到其他地方?无论“唱红”,还是“打黑”,当时都得到了一些重要部门和重要人物的支持。唯其如此,重庆问题清理起来,就特别困难。因为有些根子并不在重庆。有没有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 ? 我最近接了一个珠海的“打黑”案子,完全是在“黑打”,把没有任何罪的一个私营企业家,搞了 9 个罪名,抓了 14 个人,都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。没有一个社会闲杂人员。而其行为,都发生在自己向政府承包的养殖海域里,针对别人的入侵和骚扰进行的自我保护行为。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陆地公众场所,却被搞成犯了九种罪的“欺行霸市”的黑社会势力。他“霸”的全是自己的合法承包海域里。这是地方为了完成打黑落后的“硬任务”,拼凑出来的黑社会。其方法,完全是在复制当时的重庆模式,跟风。生怕这方面落后了,“打黑”不力了。

  4 、薄熙来退出政治舞台后,就能够消除重庆现象吗?没有薄熙来,我们中国会不会再发生重庆这样的悲剧?这是更高一个层次要思考的。今后的中国,这种隐患有没有消除?

  二、重庆模式为什么差点就成了?

  我出场为李庄辩护,是一个偶然事件。当时根本不知道重庆的水有这么深,当时只是“律师帮律师”, lawyer for lawyer 的想法。当时全国很多人“唱红”,中央有关部门是肯定的,当时的“打黑”,各省很多公安局,派人到重庆去学习。东北、安徽、湖北,都有公安机关去向王立军取经,有的干部就直接调到了重庆,被王立军重用。有的地方还派副检察长去重庆挂职学习。湖北当时一个经侦总队的负责人,一年半以后给我打电话,说感谢你写的《法治沉沦:中青报奇文批判》这篇文章,本来我要带 40 多个人去重庆学习取经的,就是看到你这篇文章,我们起了怀疑,刹车了,没有去参观访问,没有复制他们的模式。现在想来都后怕。我到武汉开会,这位同志专门来宾馆看我。全国很多公安局到那边去学,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叛逃,没有薄熙来野心膨胀,迅速暴露出来,急于表现自己,《薄熙来之歌》都出来了,他如果再忍个八个月,可能就入局了,真有可能。重庆模式走向全国,真的是一步之遥。我们中国的法治道路将会怎样?我们越想越后怕。

  为什么重庆模式差一点就成了呢?为什么我们这个庞大的组织,整个系统,会如此无力呢?北京大学、人民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,这些大学,为什么全部会失守,为他搞课题、为他背书,为他抽专家写作那么多歌功颂德的“重庆模式”的书?为什么北京这样的最高学府,会这样缺免疫力?拿几百万上千万的钱,这点好处,就能为他摇旗呐喊?为什么凤凰、新浪这样的大网站,会连篇累牍的登他的“唱红打黑”?在上海开了热热闹闹的“日出重庆东方红”的会议,文革余孽和极左势力都出来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线,为什么没人阻击他?如果他上去,会是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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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四,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被否定。我们 30 年来,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梯次发展,先富帮后富,要让多种所有制并存。但是重庆的做法,就是要均贫富。不是让穷人向富人看齐,实现共同富裕,而是宣扬一种民粹主义,消灭先富,实现低水平的均富。另一方面,又培植自己的新的权贵,让他们在资产转移重组中大肆捞钱。自已也中饱私囊。他就是觉得毛泽东时代好,邓小平的路子走错了,要回到文革去,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。薄熙来、王立军,包括重庆现任的个别领导,还在位置上的一些人,走的就是这条路啊。他不是想“农民上楼”,进一步剥夺农民的土地,把城市土地流转问题,扩展到农村去吗?把大量的大型私营企业消灭以后,将二三十亿、五六十亿的财产,两三亿就卖给国有企业,进行国进民退吗?国企再捐 1.5 亿给王立军,创立警察基金,给警察发好处,这样的消灭私有经济,用法律手段进行掠夺,实施“国进民退”,再用打黑没收资产,不经法定程序,用来进行面子工程和扶持民生收买民心,完全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。

  还有就是社会舆论的绑架。薄熙来很懂得舆论炒作,他知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。所以网络媒体的连篇累牍宣传、大量给御用写作班子砸钱写书、在全国唯一强令电视台不做广告,用政府财政拨款,传播红色文化,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宣传,他是不惜工本的。所以当时重庆极左势力对舆论的利用、占领,是无所不用其极的。

  如果他的政治生命不是这样由于目空一切大暴露,一朝结束,他的这一系列做法,不但能够迷惑越来越多的人,而且很有可能长期占领中国的意识形态舞台,为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服务。他的计划差一点就成了,只有一步之遥。

  三、薄熙来为什么会受欢迎?

 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,说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重庆乘出租车,由于谈到了薄熙来的问题,出租司机一言不合,将他赶下了车。现在看来,重庆老百姓,仍然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支持薄熙来。他获得了很多底层人民的支持,他很有民粹主义的力量渊源。这是令人深思的。不能单纯从人民被蒙蔽、人民不知道真相来解释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底层百姓的支持?

  第一,重庆的问题远没有真正揭开。反思重庆做法,会涉及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基础性的意识形态问题,和先天性的病灶。对薄执政时重庆的一些倒行逆施,对人民的犯罪,根本没有、也不敢真正揭示。财政亏空问题、冤假错案问题、家族贪污问题、关系户到重庆捞钱问题、谋杀外国人包庇问题、唱红愚弄人民问题、都没有真正揭示。就想平稳过渡,早早收场。张书记说了重庆没有模式;孙书记说了点真话,也只是说到“重点工程财政亏空难以为继”。真正的数据和问题真相,都没有揭示。人民当然只看到了形象工程表面现象。

  第二,我们现在的官媒宣传太虚假,现在继续着这种方法,同薄熙来在干的这一套相吻合。重庆这几年的做法,有一种受我们官方思想支持的基础。就是歌舞升平,只说好话,掩盖真正的矛盾,倾向性引导和炒作,“唱红歌、红海洋”这种方法,我们一些官媒现在仍然在用。因此没有人看出薄唱红歌有什么不对。相反认为“唱读讲传”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,屡试不爽的成功方式。

  第三,薄的作为欲望和作为能力,迎合了人民的期望。中国近些年的平庸政治,越来越不得民心。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,和经济的真正有效整治,这十多年的等待,人民已经不耐烦了。人民需要执政者有所作为,期望有声有色,打破沉闷。而薄熙来好象是这样一个人。很多人,包括我本人,在他任商务部长、刚到任重庆时,都是有良好的期待。期望他给沉闷的中国政治舞台,带来一股新风,希望他成为改革开放大刀阔斧的开拓者。他有作为的愿望和能力,能够敢作敢为,不计后果先干起来。他从大连、辽宁、商务部,他是想做事的。不管做的对做的错。而人民已经对维持会式的中国政治非常失望和讨厌。人民已经不耐烦了,需要打破沉闷。你要动起来,动的对、动的错我不管。所以他得到了底层民众,特别是一些人心思变的知识分子的支持,觉得这个人能够有作为,上去以后能够大刀阔斧的干。如果他的唱红、打黑的真相不暴露,他的政治形象仍然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拥护。所以政治家如果没有事业心,太平庸,就会失去民心。

  第四,就是人民对腐败和犯罪的痛恨。重庆抓到了这些社会热点,以反腐败、打黑,迎合了人民群众中仇富、仇官的心态。打黑中的一些违法做法,令人发指惨无人道的刑迅逼供做法,他们通过宣传掩盖,人民并不知道。而他们把所有的民营企业家,一抓起来就先涂黑,伪造材料进行打黑展览,说成是无恶不作的“黑社会分子”。被打的毕竟只是少数富人,只有几个家属喊冤,人民不会相信这些有钱人,能够得到大量不了解真相群众的拥护。群众是相信官方报纸的宣传的,他们没有办法对每一个案件真相进行了解分析。谷开来杀人、雷政富腐败、王立军滥权受贿、郭维国刑讯办案这样的腐败行为,他们可以通过抓人、劳教、判刑,严密掩盖起来,不让人民知道。相反用公权又表彰,提拨,并给他们戴上人民卫士的桂冠。

  第五,就是关注底层民生和市政形象工程。通过打黑敛财、引资、贷款,短期内启动经济建设,做形象工程和民生工程。幼儿园、敬老院、发补贴、搞绿化、为老百姓加强巡逻,他抓住了民生热点的东西,自然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。

  第六,他熟练地掌握了刑法工具,来实现他新时期的独裁统治术。我们 50 年代土改的时候,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。现在中国有了三百多部法律,再用这种方法不可能了,因为有了法律规则。他就用了公、检、法,用“依法办事”的漂亮口号,来实现他的实质上的独裁管治。他从辽宁调去一个王立军,然后再调去大量的中层警察,把原来 2300 多个警察骨干,从派出所长以上,全部下岗重新聘用,换班子,把警察这个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牢牢抓在手里。然后,通过专案组和反腐败抓法院检察院人员,让检察、法院、律师都听命于王立军控制的警察,由侦查权主导所有的检察权、审判权、辩护权,来毫无阻力地实现他的独裁意志。

  他用刑法这个工具,把检察院、法院搞的不敢说话,只有惟命是从的份。刚才李庄讲了很多例子,王立军控制的警察力量,在重庆就成了太上皇,后台直接是市委一把手。权势冲天。

  最后刑法工具被他们用的驾轻就熟,他想怎么干就怎么用。而且用刑法工具干了以后,做的坏事很难纠正,非常稳定,为什么?我是“依法办事”的,不是我一个人干的,你中央都没法来干预。我们走了非常严格的司法程序,我们这不是公安局在黑打,我们检察院严格审查了,我们法院严格审判了,做了一审判决,我们还开庭了,让他上诉了,有的还经过最高法院死刑核准了。他把“打黑”的责任套给了最高法院,文强案、樊奇杭案,重庆直接绑架了最高法院。同时唱红,把中宣部套进去了,打黑把最高法院套进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

征。公有制,还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?重庆打黑,百分之百打了民营企业,没有一家国企。私人有钱了就是犯罪了。打黑的目的、针对的对象十分明确。重庆模式如果得逞,他在全国推开“打黑”的话,很多民营企业都会被摧毁。这一点很多民营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。重庆打黑打的 600 多个黑社会团伙,当时被抓 2 千多号人,实际上现在掌握的数据远远不止。我们还在继续调查当中,因为当地官方一直没有准确公布。

  第五,发展模式:长远还是短期。为了实现薄的进入十八大高层的目的,能够获得短期的民心民意,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,他毕全市之力创造政绩。只要眼前搞的好,管你“十八大”以后重庆经济能不能继续维持,政府是不是破产?根据目前的一些调查研究披露,重庆现在有大量的银行贷款、大量的引入投资,以及现在几千亿民营企业被打黑没收掉的资产,都无法复查恢复。有一些是现金、有一些是股权、有一些是房产。是支持重庆长期的发展,还是短期马上见效?如果他为了拿到一张政治门票的话,他把这些钱两年就花光是毫不犹豫的。他的这些做法还得到了一些百姓的拥护,管你怎么弄到的钱,也不管你以后怎么还,能够为重庆现实搞到钱建设的就是好官。因为群众不会去考虑长期和全局。

  第六,组织路线:民主还是擅权。在全国,对全市公安机关干部采取全员下岗重聘,只有重庆。 2300 多个科所队长以上的中层干部一个命令全部重新来过,就是完全由他家天下决定的,他说用谁就用谁。对党政官员的任用,包括王立军的免职,都是视为私家天下。

  第七,意识形态:多元还是盲从。唱红充分展示了重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奴化教育的恶果。花巨资强迫人民按照文革时的方式进行文化娱乐活动,对唯一的电视台进行节目的直接干预控制,对重庆日报和华龙网进行完全的操纵,有时不惜发布虚假不实消息。僧尼、学校、街道、精神病院、环卫工人,都被发动起来唱红。

  第八,法律价值:公平还是镇压。法律程序变成演戏。检察、法院完全成了贯彻长官意志的工具,丧失了基本的事实和法律把关的功能。大量劳教一些有不满言论的人。发一条微博劳教一年,转发一条微博劳教二年,公安和报纸能够串通起来诬陷律师嫖娼,全市律师被压制得不敢真正辩护,三年多没有任何不同声音。

  第九,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

复查,怎么恢复?打黑资产发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,很有可能不了了之。复查会碰到强大的阻力。

  重庆民心的恢复,需要真相的揭示。无论是经济状况,还是唱红的开支和效果,还是打黑对民营经济的摧残、对人权的践踏,都需要真相。我觉得整治重庆、反思教训,不单是为了重庆,而是为了整个中国。

  六、 重庆逆流对我们的警示

  重庆事件,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呢?我们如果防止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某些地方再次发生呢?

 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党的一把手专权与党内民主化问题。一把手权力过大,形成诸候政治,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。需要重提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问题。政府功能的依附问题目前非常突出。十二大十三大曾经提出过的党政分开,已经长期没有提了。相反,这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一种经验在强化。结果是党管了好多不应管的事,背了好多不应背的包袱,使很多社会矛盾集中到党的头上。同时,导致了党的一把手一言堂的情况。

  民营企业的地位和命运问题。这是重庆教训特别让我们引起注意的地方。民营经济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发育的重要成果,在一些地方已经占有大半壁江山,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持。不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法律上给民营经济应有地位,将严重影响现有国民经济基础。还会导致无端伤害,和大量的民营资本和先富阶层外流。损害国家发展的后劲。要在政治上为民营经济正名、经济上对其理解和扶持、法律上严格保护合法民营经济的权益。

  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模式问题。中部崛起、东北振兴、西部战略,改革开放三十年,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投放重点逐渐内移。西部开发有很多机遇,也有一些急躁情绪。但是拔苗助长、用政治资源带动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是不可复制、也很难长久坚持的。重庆的大投放经济效果如何,后续动力如何,都有待观察。

  司法独立审查功能问题。重庆模式对社会结构的破坏,对社会公平的破坏,对人权的破坏,对法治规则的破坏,基本特征是警察权的强势,法院审判权、检察监督权、律师辩护权,都让位于警察强权,实质是让位于个人的独裁个人专权。司法的审查功能、最后把关功能,基本都失守了。既没有保护住公民的财产权,也没有保护住自由权和生命权。再一次证明,司法独立,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走的道路。必须建立独立、客观、超脱,不受政党、政府、个人任意干预的独立的司法机制。防止个人权力、利益集团权力对司法的损害和破坏。

  重庆教训告诉我们,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。人心思变,政治家要有所作为。维持政治是没有出路的。人民允许试验,不允许不作为。哪怕试错了,人民都是能够容忍的。而没有任何新思路想维持原状前瞻后顾,人民不会答应。

  重庆教训告诉我们,要关注五大热点问题。一是关注民生问题;二是关注社会犯罪问题;三是关注社会腐败问题;四是关注舆论放开问题;五是关注用人路线问题。

  特别要关注政治思想幼稚病问题。我们不争论、不折腾已经二十年了。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、盲从主义施政方法也坚持了二十年。不单官方,民间现在都缺乏清晰的国家发展思路。缺乏宏观设计,缺乏周密论证,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,有宪法而没有宪政。最应当遵守宪法的政治家,往往平时从不提宪法,害怕宪政,故意淡化宪法的作用。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政治幼稚病。

  重庆现象,是我国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、经过了二十年的不左、不右、不争论的埋头经济建设的实用主义的调整,在一个省区出现的全国性隐患的集中总暴露。这个坏事能够变成好事,让我们看清了不继续深化改革的严重后果,看清了不加快实质性政治变革的严重后果,看清了极左势力复辟的极大可能性和深厚的土壤。

  反思重庆现象,是有全国意义的。今天的研讨会,真的是为了探讨,我们的国家下一步应当走什么路。“十八大”以后,这些问题,都需要放到全国的体制上来思考。因此,不要把重庆事件,孤立地认为,就是薄熙来个人搞出来的一个局部问题。它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,值得我们认真思考。

  由于时间关系,我就讲到这里,多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,谢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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