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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远没有办过的案件有名：重庆“打黑”的恐惧；北海案的轰轰烈烈；贵州小河案，震慑中央督导组的辩护；张氏叔侄最后的自由……他是淹没在“死磕派”律师网络喧嚣里的“技术派”，像佐罗一样打捞生命和自由，划下“Z”，继续隐逸劳作
朱明勇（图/郑文适）
安徽歙县，被冤坐监10年的张高平（右）和张辉（左）叔侄俩
张辉的父亲张高发抱着一摞厚厚的申冤材料
北海律师团成员（左起）：伍雷、朱明勇、陈光武、张凯（图/洪坚鹏）
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，涉及当地官商势力的合同诈骗案正在开庭。庭下，特警、公安成排坐在前列，后排旁听席上，几名当地律师正在讨论辩护人朱明勇办过的案件；庭上，朱明勇没有慷慨激昂地高扬公平、正义，寥寥数语直指案件要害，有法有据。公诉人没直面朱明勇所指，顾自照单宣读事先准备好的陈词。当事人哭诉受到的刑讯逼供，旁听席上一片静默。
庭审结束，一位特警转身要朱明勇的名片，旁听的本地律师告诉他：“你上网搜索，他就是安徽张氏叔侄案的律师朱明勇。”几天前，朱明勇在安徽黄山的当事人就是两名警察，罪名是对他人刑讯逼供致死。
十多年的职业生涯，“刑讯逼供”是朱明勇工作的主要对象，“冤案都伴随着刑讯逼供，我的工作是找出他们逼供所得的破绽，真相难以穷尽，但谎言总有破绽。”
不同的冤案结局
5月17日，浙江省高院对因奸杀冤案入狱已近十年年的当事人张辉、张高平支付国家赔偿各110万元。叔侄俩拒绝接受：“我有什么满意不满意，满意又怎么样，不满意又能怎么样？我不关心这个，现在关心的是找工作。”
3月26日，张氏叔侄从冤坐十年的牢狱中出来后，关于国家赔偿的谈判就已经开始了。“当时谈到四百多万。但是张高平觉得少了。700万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。法院觉得700万太多，最后没有谈下来。”
最后朱明勇劝叔侄俩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先停下来，先回家。”朱明勇清楚，叔侄俩回家会给法院产生压力。第三方消息称，法院要“一次性解决”，即宣判无罪之后马上就把国家赔偿解决。
叔侄俩出狱之后，赔偿问题并不显得那么急迫。朱明勇考虑到，叔侄俩最初找的阮方民是浙江省高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，也是浙江省最有名的刑法专家，“他是当地人，比较好沟通。”
一度无力接管此案的阮方民在谈判阶段又找到叔侄俩，要求代理他们的赔偿，“他把委托书寄到我们家里了，不好意思不签。”叔侄俩问朱明勇该怎么办，朱告诉他们：“先让他去谈，不满意，我再来。”
阮方民告诉叔侄俩，谈判分两部分：法定国家赔偿和补偿。“上午谈法定的，下午谈补偿。”但上午谈完220万法定赔偿后，法院不再谈了。“阮律师跟我们说，他也被骗了。”张高平只能再给朱明勇打电话：“朱律师，我们又被骗了。”
朱明勇打开长期关闭、用以接案的手机，来电显示多个浙江省高院未接电话。朱没回。又几日，再开机，电话就来了：院长让带个信，希望你来杭州再沟通沟通。“还让我给他们以律师的视角写一份东西。国家赔偿，现在多了精神抚慰金，原来马廷新是没有的。”
在河南省浚县的修路工地上，马廷新出狱已5年。他从电视中看到多年未见的朱明勇。2008年4月17日，马廷新走出鹤壁看守所时，迎接他的便是律师朱明勇。他辗转亲戚朋友找到朱明勇新号码，只说他希望与叔侄俩见一面。
同受过跨省狱侦耳目袁连芳的“威逼利诱，不给吃不给睡，逼抄认罪书”，马廷新觉得张辉一定是他的“知音”。
2003年，袁连芳在河南鹤壁市看守所，为河南浚县一家三口灭门案出具证言，指证同室疑犯马廷新“神态自若”写下“自首材料”。2004年4月，杭州拱墅区看守所，袁连芳称与奸杀案嫌疑人张辉同在羁押期间，张多次对他“神态自若地”提及强奸杀人经过。袁的指证成为马廷新和张辉被冤的重要证据之一。
“同在一间监室，我说他怎么知道我的事情，他说他认识公安局的人。后来就让我认罪，说如果不认罪，明天你的老婆要被抓了。第二天，他们就送来我老婆戴着手铐在看守所前的照片。但我还不认罪，他就说明天你父亲要被抓了，果然他们第二天带我到另一个看守所门口，看到我父亲被带进去……他又说，大丈夫自己做错事不要紧，别连累家人。我就怕了，想认了罪一死了之拉倒。”
朱的辩护词：“2002年8月31日，鹤壁市公安机关在立下军令状3个月后，案件没任何进展，为尽早破案，他们从北京请来测谎专家，对嫌疑人进行了心理测试。本案中对马廷新进行测试的测谎专家，就是曾酿造轰动全国的湖北钟祥四教师投毒冤案的那位专家。在此案中，他不仅认定马廷新是犯罪嫌疑人，而且还荒唐地认定另一位患骨质酥松病，连正常生活都要小心翼翼的马廷伟也是犯罪嫌疑人。”
马廷新案一审即判无罪，检察院抗诉，发回重审，又判无罪，又抗诉……从警方拘捕马廷新开始，历经5年8个月，马才最终无罪释放。朱明勇是2004年一审后期介入此案，他在此案27处提出了36个无法解释的疑点，其中包括针对公安部足迹鉴定专家的足迹鉴定结论提出的10点质疑，最终导致法院没有采信该结论。这些疑点悬疑至今，马廷新案成了中国的辛普森案。
出狱后的马廷新每天从早6点到晚6点在工地上卖苦力，以换取80元的养家费用。入狱前养的三千多只生蛋鸡“被偷的被偷，走散的走散，早没了踪影”。比张氏叔侄幸运的是，6年牢狱没有夺走他的妻儿。
马廷新的19万多元国家赔偿款被分了无数期：“多的时候给一两万，少的时候给5000，每次还要扣走一两千，说是给工作人员的感谢费。几年前就已经领完了，总额就少了一两万。”
不同的冤案有不同的结局，这让朱明勇对刑事辩护着迷：濮阳一处级干部，一审12年，申诉减掉四分之三犯罪事实，改判5年；福建南平联通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侵占，二审后发回重审，后检察院撤诉；海信公司河南售后总监合同诈骗罪，二审改判无罪；成都律师诈骗案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；贵州律师涉嫌诈骗两次判刑15年后改判无罪；河南王和平等8人非法拘禁全部无罪释放；北海杨忠汉律师无罪释放；贵州“黑老大”黎崇刚无罪释放……
无法拒绝的当事人
让朱明勇无力挽回的死刑只有一例——重庆第二号“黑老大”樊奇杭。
马廷新无罪释放后不久，重庆“唱红打黑”红火起来。樊奇杭姐姐樊燕是看到马廷新被翻案后找到朱明勇的。此时，朱明勇正日夜陪护在癌症晚期的父亲病榻前，无心接案。“医生说我父亲还有两个月，我父亲听说涉黑案件也不同意我接。”
樊燕坐火车赶到朱明勇老家所在的县城医院。“她买了束鲜花，一直坐在病房里不走。她说她弟现在什么情况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，报纸上公布说是黑社会抓起来了，她说他不可能涉黑，如果你了解他的为人，你会发现我弟弟在当地是非常受人尊敬的。”
在父亲的最后时光里，朱明勇和4个姐妹都在医院守护，“大姐已经去世。”一家人在医院照最后的合影，樊燕也被邀请一起参加。朱明勇突然觉得，樊燕就像是他已经逝去的大姐。这种瞬间的感动，加上樊燕执着地等候，让朱明勇无法拒绝为樊奇杭辩护。
指认李庄作伪证后，“黑老大”龚刚模免去一死。樊奇杭作为“第二号黑社会头目”却被判死刑。朱明勇感到无力，跟樊奇杭商议：“要不你也指证我作伪证，这样我最多坐几年牢，但是你可以免去一死。”朱明勇的意见遭到樊奇杭拒绝。2010年9月26日，樊奇杭被执行死刑。这位练过武术、闯荡过江湖的男人每提及此，声音总会低沉下来。
《新世纪周刊》记者罗洁琪未见过朱明勇，只听龚刚模专案组一名警察对其说起，“如果不在打黑这个畸形的环境，朱明勇和樊奇杭都是他们愿意结交的朋友，他们是‘好律师和真男人’。”
与当事人的纠结与辛酸在张氏叔侄案中重演。分别关押在南疆和北疆的张辉、张高平不约而同在《民主与法制》上读到马廷新案报道。
张辉撕下那页纸寄回家，张高平正要撕，遭狱警制止，只能找检察官张彪继续申诉，张彪此时才留意到袁连芳，并建议张高平大哥张高发找马廷新的律师朱明勇。张高平、张辉都写信回家让家人找朱。
朱明勇看到张辉在信中并不确信，“说不要急于确定，先摸摸底，准备准备家里还有多少钱，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。”
接下去的两年里，张高发在北京一边上访，一边一家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听朱明勇。遇到讹诈也多，“有人直接说我们给你搞定，最多的开价300万。”老家有人介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，要价20万，张高发同意了，回家准备卖房子，房子不及卖出，对方又说给20万也不接了。
张高发第一次给朱明勇打电话时，朱并未在意，只让他把材料寄来先看看。张高发舍不得寄快递，寄了7块钱的挂号平信。
2010年秋冬季节，朱明勇又接到张高发电话，兴奋地说他到北京了，此时朱明勇却在郑州。张高发随即坐上到郑州的火车。朱明勇觉得他有农民朴实的执着。将近凌晨，朱明勇在一家修车店内的小旅馆见到张高发。
朱明勇在2010年凌晨3：07的微博记录道：“一位60岁的老人从安徽赶到北京，用木棍挑着一块腊肉和一包申诉材料，都是给我的。可是他到了北京却找不到方向，通过助理才知道我在外地，于是老人又马不停蹄乘火车赶到我所在的城市，刚刚看完他的材料，绝对的冤案，而且差一点两条人命归西。我心急如焚。的确我真的无力承受这样一起又一起的冤案。他住在30元一晚上的‘宾馆’，我踏着铁皮楼梯，在昏暗的灯光里找到房间，一看房间仅仅一张单人床，不仅没有卫生间，还没有门锁，两个人都站不下。我怕不安全，开车带他到一家快捷酒店，120元一晚。在这里听到他讲述一起惊天的冤案。我说申诉案子难度太大，不成想说着说着，这位老人竟失声痛哭。”
连续两天两夜的寻找让张高发困顿不已，在朱明勇看案卷材料的时候睡去。“我知道他回家没有睡，在看我的材料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酒店，就说了一句话：你的案子我免费接了，你回去吧。”张高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两年后的一个中午，当张高发和朱明勇一起站在浙江省高院门口时，张高发拍打几下法院门口的石墩，硬拉朱明勇坐下，“他自己几乎是跪在我身边。”有人给张高发打电话找朱办案，“他就那么跪坐在我身边，双眼认真地望着我，对电话那端说：你要找朱律师办案，那你得自己去找他，他到哪里你就去哪里找他。”这让朱明勇又想起那个严冬的凌晨。
危险的江湖
20年前，在河南家乡纪委工作的朱明勇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：司法考试从两年一考改为一年一考。“潜意识里觉得，律师才是能够伸张正义的职业。”他报了名，两个月不眠不休备考，通过考试后第二年，拿到了律师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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