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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光:宪政是共产党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
2013-6-10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杜光:宪政是摆脱危机的最佳选择

         http://www.21ccom.net/articles/zgyj/xzmj/article_2013060684976.html

    十几天来,由《红旗文稿》和《环球时报》上两篇批判宪政的文章发端,社会上掀起了关于宪政是非的大讨论,它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十分适当的切入点,为当代的启蒙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
  本文拟就宪政对现阶段改革的重大意义作一些分析,只是表述我的观点,对于那些反宪政反改革的宏文,暂时不作具体的评论。


  (一)什么是宪政?


  顾名思义,宪政就是依宪行政,依宪治国,就是按照宪法来行使政治权力,根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来治理国家。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,从历史上看,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,是在反对王权神权、宏扬人性个性的伟大革命中形成的,所以天然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两大本质特点:限制国家权力,保障公民权利。各国宪法的制定和尔后的修正,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两大特征进行的。随着宪法的不断修改完善,宪政的内涵也日益充实——国家权力受到更有效的制约与监督,公民权利得到更充分的实现和保障。


  宪政虽然是一个普世性的价值概念,但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,因此,它在各个国家的施行,就不能不带有各个国家特有的色彩。也就是说,各国在如何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,如何切实地实现与保障公民权利方面,必然有一些切合本国特点的政策措施和法规制度。所以,宪政的理念是普世共同的,它的实践在各个国家却有所不同。有的论者把宪政说成是西方的理念,是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,显然只不过是抗拒宪政的借口。不错,宪政理念源于西方国家,因为他们首先开展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,并取得胜利,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他们的经验和教训,也就成为世界性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,为后来的所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族民主运动所吸取、所接受。是否能够接受西方的经验教训,往往成为这些民族民主运动成败进退的重要因由。


  我国宪法从清末的《宪法大纲》算起,已经有105年的历史,有过十多部宪法。这些宪法对公民权利都有着明确的承诺,对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,也有一些限制性的规定。但是,迄今为止,宪法所规定的基本要求,无论是公民权利的实现,还是权力运行的监督,都没有落到实处,我们一直处于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


  宪法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。由于我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有着几千年的悠久而深厚的传统,它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,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;而民主主义由西方传入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,在社会上扎根不深。所以,在民主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博弈历史上,民主主义虽然因为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多次取得胜利,但封建专制主义的势力很快便卷土重来,重新掌握国家权力。它需要宪法来装饰统治的专制性,却无意于限制自己的权力,更不愿让民众获得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。所以,有宪法而无宪政,是现代专制国家的普遍现象。


  在我国,更由于现行宪法的两面性而带来实行宪政的复杂性。我国现行的“八二宪法”,有着相当丰富的民主主义内容,如: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,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;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,受它监督;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,受人民监督;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;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;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;公民的人身自由、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;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示威、宗教信仰、通信的自由;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、控告或检举的权利;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,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;等等。国家机关按照这些条款来行使政治权力,治理国家,就是实行宪政,就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呼唤的宪政民主。


  但是,我国现行的宪法除了这些民主性条款以外,还有一些有利于专制统治的内容。如序言里的四项基本原则,条文里的人民民主专政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、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等。多少年来,这些宪法内容一直是执政当局施政的基本方针,也就是说,宪法的这些内容一直是在实施着的。这当然不是人民群众呼唤的宪政民主。


 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2月的讲话中提出:“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,权威也在于实施,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宪法实施,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。”我认为他说的实施宪法,指的就是宪法里还没有得到实施的民主性内容,而不是已经实施的专制性内容。因为他在那次讲话里还说:“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,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。”只有实施宪法的民主性内容,才能获得“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”和“出自真诚的信仰”。


  目前社会上的宪政要求,其实非常简单,就是要实施宪法里的民主条款,让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群众能够切实地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,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还给公民。


  (二)危机四伏和应对之道


  十八大后,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,在表面的繁荣与辉煌掩盖下,社会已陷入严重的全面危机。在江泽民、胡锦涛执政时期产生而没有解决的大量问题,都积压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。在经济领域,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的权贵资产阶级,牢牢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,与市场经济对峙。早在十年前,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作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,2005年、2010年,国务院又发布两个 “36条”, 旨在突破垄断,完善市场经济。但十年来垄断壁垒依然,相反却不断加强。他们垄断资源、垄断价格、垄断进出口,挤压民营企业,破坏市场经济,危害民生。特别是在最具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业,权贵豪强相互勾结,一个抬高地价,依仗土地财政积累政绩,并借机中饱私囊;一个抬高房价,榨取人民血汗,获得超额利润。房地产业的暴利,吸引了许多国有垄断企业,一百多家国有大企业,有七十多家投资于房地产。进入新世纪后的最初十年,房价飚涨近十倍,带动物价飞升,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。前两三年国务院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措施,抑制了房价的上涨。但近几个月却出现回升的趋势。据报载有关部门分析,今年5月,大城市的土地供应环比上涨54%,上海、广州、北京均产生多个新“地王”。如不从源头上抑制房地产业的非正常扩张,前景殊难逆料。


  在政治领域,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日益膨胀,以党代政、党大于法的现象日益严重。如以“党管干部”的名义垄断人事权,许多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,都要由党委组织部门宣布任免;党委书记的权力,普遍大于行政负责人。政法权力主要不是用于保卫人民群众的利益,而是打出“维稳”的旗号,镇压因权益被侵害而要求讨回公道的民众,拘捕、监控提出独立见解的爱国人士,和为受害民众申冤的维权律师,甚至把他们判刑下狱。这就不能不激起更大的反抗。近几年群发性事件逐年递增,每年达十数万起,到北京上访者更不可计数。他们仅仅因为房屋被拆、土地被占或其他权益受到侵害,希望到北京讨得公正,但遭遇的却是更不公正的镇压。在遍布各地的劳教场所和精神病院里,羁押着许多维权抗争的无辜群众。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而恢复起来的执政合法性,正因大量干部滥用权力、贪污腐败和侵夺民众权益而不断丧失。目前的政治危机,实际上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危机。


  在文化领域,其实,自从毛泽东发动批判《武训传》、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,文化危机就开始出现了。可是,文化危机是个慢性病,它在社会的精神层面影响深远,但对社会物质生活却直接关系不大。六十年来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,坚持所谓“舆论一律”或“舆论导向”,垄断真理,垄断舆论,剥夺了公民的思想、言论、新闻、出版的自由。黄种毁弃,瓦釜雷鸣,大量堆砌陈词滥调、解读高层意旨的书籍文章,得以自由出版,广泛流通,而许多富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作品,却得不到公开发表的机会。这样,实际上就扼杀了文化发展的生机。六十多年来没有产生一位文化大师或思想家、理论家,就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最好的批判。


  文化危机包含着教育危机 。六十多年的党化教育,把“自由思想”、“独立精神”这些优良的教育传统摧残殆尽,学校成了衙门、学店,势难造就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。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,教育成败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目前的腐败状态如不迅速转变,我们这一代将愧对后世子孙。


  社会领域的危机主要表现为阶级对立、官民对立,社会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,既贵且富又有权者占尽物质和精神的资源,穷奢极侈;无权无势又贫弱者受尽欺凌,却求告无门。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久久未能克服,造成民众对执政者的极端不信任。加上政法和文化两大领域的专制有增无已,群发性事件逐年猛增,房价飞涨,贪腐遍地, 这一切更是大大降低了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。十八大前后,人们对新班子希望甚殷,他们的许多鼓舞人心的言论和承诺,也提振了人们对未来的期待。但是,半年过去了,政法领域维稳如故,文化专制主义依然猖狂,政治体制改革却音讯渺无,社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又走了下行线,社会危机在这里表现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。


  生态领域的危机由来已久,但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。改革开放以来,各级政府急于发展经济,积极引进外资内资,对环境保护则注意不够。后来虽然建立环保机构,制定法规,但执行不力,效果不佳。时至今日,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恶果,已经达到无法挽回的程度。特别是水污染,过去人们较多注意的是饮用水的污染,最近发生的“镉大米”事件,使人们意识到水污染所造成的粮食污染的严重性。亿万民众的生活离不开粮食,而任何粮食的生产都离不开灌溉,灌溉用水被污染,水中的某些有害化学物质就有可能被粮食吸收,成为危害人体健康的毒品。目前水污染已遍及全国河流,问题十分严重。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,把它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并列为改革和建设的五大领域之一,是十分必要的。


  前面简述五大领域的危机,归根到底,都同政治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、民众缺乏参与的机制有关。政治、文化、社会三大领域的危机,最基本的根源是当政者滥用权力,民众却无法制约。在经济领域,如能真正实施政经分开、党经分开,让垄断企业摆脱权力机关的干预,参与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,接受民间舆论的监督,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生态危机的解决,也需要杜绝权力滥用和吸收民间参与。这就是说,要摆脱各个领域的危机,解决危机中提出的问题,就必须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的运行,让广大公民参与对危机的议论、决策、处理,这就需要实施宪法关于权力制约和公民权利的条款,依宪行政,依宪治国,依宪应对危机,全国人民上下合力,党内党外共同维宪。只有这样,共产党才能摆脱面临的危机,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,重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。


  实行宪政是克服危机的最佳选择!是共产党浴火重生的必由之路!


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2013年6月5日

 

杜光,原名林道茂,浙江温岭人。先后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、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兼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》双月刊主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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